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阶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引领下，中国军队在前线英勇抗击日军，全国各族人民、各界人士积极投身抗日救国运动。1938年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抗战小丛书”，宣传抗战时期国民应有之知识技能,以及各行各业在抗战中应发挥的作用。其中《抗战与公用事业》一书是研究抗战时期公用事业作用的绝佳材料。

《抗战与公用事业》的作者徐佩璜（1888-1973），江苏吴江人。他是首批庚款留美生，1914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1927年下半年起，徐佩璜进入上海特别市政府工作，先后担任农工商局第四科科长，社会局第二科科长、技正，上海特别市参事会参事，教育局局长。

徐佩璜之所以要写《抗战与公用事业》，一方面是他熟悉公用事业，深知公用事业是维持城市运转、保障民生和支持抗战的基础。1932年底至1937年上海沦陷期间，徐佩璜担任五年的上海市公用局局长，他对上海的给水、电气、交通、煤气、电话等公用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另一方面，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徐佩璜亲眼见证了公用事业的重要作用。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驻军，上海市只有少量保安部队。1937年8月11日，日军开始向上海增派兵力，大战在即，但我国在上海兵力薄弱，防卫能力极差。幸亏上海附近交通便利，除京沪、沪杭两条铁路之外，西面通常熟、苏州、无锡，南面到嘉兴、杭州，都有公路，所以我国能在八一三前夕通过火车、汽车调到大量正规军队。淞沪会战打破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而交通等公用事业的作用功不可没。

《抗战与公用事业》分总论、自来水、电气和交通四个部分。在总论中，徐佩璜介绍了公用事业的性质与公用事业制度，重点阐述公用事业在抗战中的地位。徐佩璜认为，抗战期间，只有国家的利益，只有整个的公用事业，决不能再分民营与公营业，应在一个统制机关之下，整合各地的公用事业，提高资源利用，减少能源浪费，向军用倾斜。事实上，早在1936年国民政府对上海的汽车资源进行统制，当时上海市汽车总队队长由公用局局长徐佩璜担任。他负责对全市的汽车机械工、装配工等五项进行考验，为上海市汽车队的编组及战时汽车修理人员的征用奠定了基础。

在自来水部分，徐佩璜论述了自来水在抗战期间的重要性。一是消防需要。敌人对城市轰炸，经常发生火灾，扑灭火患，离不开自来水。二是饮用需要。虽然中国人常饮用天然水，但战时，敌人很容易在天然水里投放毒药，故应多备自来水。三是工业需要。抗战期间，工厂加紧生产，用水很多。因此，抗战期间水的需求必须维持良好供给，以免影响军事。如何保证抗战时期的自来水供给，徐佩璜提出，最起码的是维持供给不断。因为破坏自来水供给，是敌人的重大目标。为此，一要保护水源，随时修理破损水管。二要准备自发电设备，在电厂停电时不致供水中断。三要水厂互通水管，各水厂可以供水，不致水荒。此外，应多凿自流井，如果水厂被毁，自流井就能发挥供水作用。

在电气部分，徐佩璜认为，全面抗战时期，一切军需用品以及人民必要的日用品，必须积极制造，大量生产，充实抗战力量。电气是一切工业的原动力，电气一停，工厂无法生产，不能支持战局。怎样保证抗战期间的电气供给，徐佩璜提出，一是布置适当的电气网。各电厂包括工厂自备发电机的，可以互通电流。二是随时修理电气线路。三是贮备燃料。四是统制供电。要缩短供给时间、限制居民消费，保证工厂用电和军事需求。

在交通部分，徐佩璜指出，交通在军事上有极大的效用，例如调动军队、运输军需、传递消息以及救护伤兵等，都靠灵便迅速的交通。抗战时期，由于各方对于交通的需要骤然增加，而车辆数目不成正比例增加，于是交通供给发生困难。对此，徐佩璜认为，首先要统制各种交通器具，由一个机关全面负责调度；其次加强管理，交通组织多聘干练专门人才；第三贮备燃料；第四保护好车厂、船坞、机库等；最后是开设交通器具修理厂。车辆一经损坏，立即修理。

作为公用事业的行业管理者，徐佩璜希望通过该书总结公用事业在战时的运作保障措施，向公众和相关部门强调公用事业在抗战中的重要性，呼吁各方支持、维护公用设施，共同应对战争困难，凝聚抗战力量。《抗战与公用事业》对抗战期间公用事业的具体运营提出了可操作性建议，开创了中国战时公用事业研究的先河。该书的出版，为长期抗战提供对策与参考，增强了民众对抗战的理解与支持，促进了社会各界参与公用事业建设的积极性。

(王林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