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著名教育家约翰·杜威，曾于1919年4月至1921年8月在中国参观讲学，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一共做了两百多次讲演，涉及教育、文化、政治、社会等诸多领域，此举大大推动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

1920 年 6 月 26 日至 29 日，杜威在苏州停留四日，受到苏州学界和市民的热烈欢迎。期间发表六场讲演，并游览虎丘、留园等著名园林名胜。杜威在苏州的讲学与参观，是苏州教育发展史上的大事，也是一段珍贵的城市记忆。

1920年6月26日上午，受吴县教育会、吴县劝学所、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邀请，杜威偕同翻译郑晓沧由无锡乘车到苏州。除了吴县劝学所所长潘起鹏、教育会长龚鼎，中学以上教职员联合会彭敏伯，还有在苏州的江苏省立学校的校长们，他们是：省立医校校长蔡文淼、工校校长屠镇西、农校校长王企华、师范校长王朝阳、第二中学校长汪鼎丞。杜威下车后，由教育会长龚鼎等陪同，乘坐马车到丁家巷铁路饭店午餐。饭后，雇蒋姓画舫一艘赴虎丘游览。

下午五时，苏州教育各界在阊门留园为杜威举行欢迎会。苏州市董蒋季和、潘经士，东吴大学葛赉恩校长、晏成中学麦嘉祺校长，振华女校王谢长达校长，桃坞中学鲍校长等六十余人参加。先有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王朝阳代表教育界致欢迎词，继有苏州市董蒋季和代表市民致欢迎词，之后杜威致答辞。欢迎会后合影留念。

自6月27开始，杜威在苏州进行了3天讲演。6月27日，讲演地在旧皇宫吴县教育会。旧皇宫在辛亥革命前称万寿宫，今为苏州市老年大学校址。讲题原为“师范教育”，专请各校教职员听讲。当天临时改为“小学教育之趋势”“教育行政之目的”，演讲由郑晓沧译述，时间从上午9时开始，12时结束。听者男宾500余人，其中有来自吴江、常熟等地的教育人士；女宾100余人。下午，由教育会长龚鼎等陪同游览北寺塔、北街拙政园和护龙街顾氏怡园，到访三元坊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其附小的保恒堂开欢迎会。

28日，讲演在天赐庄圣约翰讲堂举行。圣约翰讲堂是当时苏州城最大的讲堂，可坐下约1500人。为了能让更多的青年学生能够聆听一次杜威的演讲，采用分批入场的方式。讲题原为“各专门学校实业教育”，专请教会男女各校学生听讲。当天临时改为“教育者的责任”“学生自治的组织”。讲演上午9时开始，12时结束。第一场由郑晓沧译述，讲毕休息二十分钟，第二场由东吴大学潘慎文译述。男女来宾及东吴大学、景海女学学生及其他各校学生等，分批入场，共有三千余人。下午由教育会长龚鼎等，雇汽油船一艘，陪同往木渎灵岩山游览。

6月29日，讲演仍然在天赐庄圣约翰讲堂。原讲题为“教育行政”，专请官立男女各校学生听讲。临时改为“教育与社会”“教育与实业”，由郑晓沧译述。上午10时开讲，听者几无容足之地。演讲历3小时之久，深入浅出，阐发尽致，听毕皆鼓掌而散。  

 当时的《民国日报》《时事新报》都全文刊登了杜威在苏州讲演的六个讲演报告，内容涉及现代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以及教师职责、学生自治等方面。既有对教育发展趋势的介绍说明，又有对新教育理念的解释，如“用学者的态度研究教育问题”“研究教育要研究本国的情形”“教育者的责任就是做领袖的责任”“教育与实业要互相联络”等。

杜威的讲演注重采用比喻、举例、比较的方法。例如，在《小学教育之趋势》的讲演中，指出旧教育都从消极的方面着想，新教育的趋势是从积极方面去发展。接着通过新旧儿童观的比较进行了说明。教学观联系着儿童观，改变注入式首先要认识旧的儿童观，百年前的这段讲演，浅显易懂又深刻透彻。

 旧时的教育，看儿童彷佛一块海绵，水彷佛如教材，把多量的水，灌输进海绵里去，吸收得愈多愈妙。这个比喻，含有二个意义，一个是专讲吸收，一个是吸收之后，也生不出变化来。现在学校里的考试，学生写出来的答案，岂不都是原原本本教师教给他们的教材吗？海绵里挤出来的水，能够变成别的东西吗？

现在新的教育方法，看儿童彷佛一颗种子，埋藏在土中，他的生长发育，要看环境的关系。教师的能力，不过在环境的改善为可能。譬如种子，要日光空气和雨露滋养，教师也要有培养生机的机会给学生。至于种子的繁荣生长，全在种子自身的本能努力，教师决不能拔苗助长。

在《教育者的责任》讲演中，杜威提出“教育者的责任是做领袖的责任”。对此，他这样比喻说明：譬如有人走到旷野的地方，东南西北都迷糊了，于是一切路径都要有个向导去指点他。现在一般青年所以要受教育，使其生活熟悉，犹人到旷野里去一个样子。大概少年对于人生目的及路径都不知道；即知道一二，其间又有种种的困难要除去。所以，必定要有个援助者做向导的人。不过这种向导的人，对知识路径要很熟悉、很明白；并且还要和一般少年都表同情，使他们晓得人生的可贵

杜威语言幽默，用趣闻故事来说明道理。在《学校与社会》的讲演中，讲了一个美国趣闻。有一个函授学校教人学游泳，但只是发各种游泳的讲义，教人在空气中练习。一个函授学生很用功地练习了一段时间之后，才跳到水中去游。“他的结果怎样？据一个在旁边看见的人说：‘他沉到了水底下去以后，不能再起来了。’”接着，杜威指出，假使学校里不能直接养成学生参与社会的生活状态，等到毕业了，要教他们去服务社会，那么，真和在空气中练习游泳一样的可笑。

杜威在讲演中，还注意联系当时中国的教育情况。在《教育行政之目的》的讲演中，他指出，研究教育不能望洋兴叹或抄袭成法。“中国现在正谋普及教育，对于建设普及教育，他国已普及的，尽可以采取，不过，要用批评的态度，要研究本国的情形”。这篇演讲中还强调学生身体健康的重要。“健康乃各种事业的基本，因此此种需要乃基本的需要。人民的体力精神，乃事业的根本。”

杜威对三元坊省立第一师范有高度评价，他说：“省立一师是中国一个最好的学校”。在《学校与社会》的讲演中，杜威介绍了自己参观一师附小了解的情况，说：“我在此地——苏州参观过一处小学校，学生所喜欢做的事如摄影、采集、工艺制作等，都有团体的组织，使他们随意去做；且都有共同的计划，各人负一部分的责任；学生在学校生活和社会里生活一样。”他结合附小的这些做法，来说明“学校不是仅为传授知识给少数学生的，学校应当做成一个社会的缩影”这一观点。

五四前后，杜威已成为在中国具有重要影响的西方教育家。随着杜威到中国的访问和讲演，其学说在中国教育界的影响更大了。值得一提的是，杜威到访苏州之前，其教育理论已经在苏州的幼稚园、小学得到试验应用。

191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幼儿教育的吴卓生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后在慕家花园幼稚园实施以杜威为代表的进步派改革。1914年，三元坊一师附小主事俞子夷完成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考察后回国，在一师附小低年级开展了旨在符合儿童心理特征、各科联络的新教授法试验。1916年夏，俞子夷在黄炎培处借得杜威的《明日之学校》，翻译了书中部分内容，在同年《小学校》第7期发表。1917年，在甪直镇的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任教的叶圣陶，在学校里“立农场，开商店，造戏台”，试验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当时，在学习、试验以杜威为代表的新教育理论上，苏州都走在全国前列。

（范庭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