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每到六一，不光孩子们高兴，成年人也会泛起童年的回忆。

如果这个回忆有BGM的话，我相信多数人耳边响起的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

爱祖国爱人民

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

这首歌的曲作者寄明，是一位来自苏州的红色作曲家。

她的另外一篇广为传唱的作品，是《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

一 从吴亚贞到寄明

寄明1917年6月29日出生于苏州吴姓人家，按照家谱属于“子”字辈，因此取名吴子平，但是她常用的名字是吴亚贞。

1933年，16岁的吴亚贞在音乐老师引荐下，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范科，老师是琵琶名师朱英，后来她又转为钢琴主科，师从俄籍钢琴家拉查雷夫。此君以教学严格著称，据说立有"十个错音罚站一小时"的门规。严师出高徒，四年之后吴亚贞以优异的成绩从国立音专毕业，此时抗战的烽火已经在华夏大地点燃，20岁的吴亚贞也走上了音乐报国之路。

她离开苏州，辗转贵川，先后在贵阳、达县等地担任音乐教员，1939年8月底，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吴亚贞历经波折来到革命圣地延安。

在延安，吴亚贞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寄明”，寓意“寄希望于明天”，1942年1月，寄明光荣入党。

二 革命圣地结良缘

1941年，重庆一位爱国民主人士送给周恩来同志一架钢琴,为了支持鲁艺的教学和演出工作，周恩来同志决定通过八路军办事处向鲁艺转赠这架钢琴。这架德国钢琴历经波折终于运到了延安。巧得很，钢琴运到延安后不就，寄明就从中国女子大学调到了鲁艺。有“延安第一位女钢琴家”之称，寄明享受了特别的待遇：鲁艺规定，只有三个会弹钢琴的人才有“资格”弹这架钢琴，寄明就在“钢琴三人组”之列，还有一位是音乐家瞿维。

命运是如此的神奇，当寄明在延安弹奏这架来之不易的钢琴的时候，爱情的旋律也悄然在生命中响起。她的恋人，正是另外一位“有资格弹琴”的瞿维。

瞿维是地下党员，于1940年来到延安，在冼星海的安排下，留在鲁艺音乐系任教。瞿维早年师从钟慕贞教授，弹得一手好琴。钢琴运到延安后，瞿维和寄明因为钢琴有了交集，在频繁接触中产生了爱情的火花。

1941年的秋天，这对因为音乐结缘的年轻人终于牵手，据说结婚典礼就是大家办了一个舞会，然后一起分享了一锅红枣汤。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个婚礼虽然简单，也不失甜蜜和浪漫。

三 从延安转战东北

在延安的岁月里，对寄明创作之路影响最大的事情，就是1942年5月参加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亲耳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她在1962年6月10日《解放日报》上发表《指路明灯》，回忆这次座谈会对文艺工作者艺术创作带来的巨大影响：

“不久，延安的秧歌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鲁艺的大门打开了，同志们成群结队地跑向街头，向群众学习，创作出了许多为群众所热烈欢迎的文艺节目。我也从练琴的小房间中跑了出来，和同志们一起去学习丰富的陕北民间音乐。这时我觉得这些东西并不像我过去认识的那样简单、没有学头，而是那样的美妙动人，感情深厚。”“我也尝试着用刚学来的民间音乐语言写作了一些曲子，虽然都是些不成熟的东西，但使我懂得了如何用群众熟悉的音乐语言来反映人民生活的新知识。”

1945年抗战胜利后，寄明随着鲁艺的大队人马从延安转战东北。1947年5月，鲁艺分散改编为文工团，她先后担任鲁艺牡丹江文工团的演出科长、副团长。这段时间她创作了歌曲《庄稼人小唱》、秧歌剧《干活好》、说唱歌曲《歌唱刘胡兰》等。1948年4月沈阳解放后，恢复了鲁艺的编制，寄明先后担任东北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教员和主任。1952年，鲁艺美术系和音乐系分拆组建美术和音乐专科学校，寄明担任东北音乐专科学校的副校长兼教务主任。此时寄明的工作重心已经从演奏转向教学与创作，她教授的主要课程是作曲和民间音乐。在教学之余，寄明深入基层，收集整理研究民间音乐，编著出版了《蹦蹦音乐》一书，介绍了“二人转”的起源与曲词的演变。再次印证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对她艺术创作之路产生的深远影响。

四 迎来事业的巅峰

1953年8月，寄明调至中央文化部电影局，开始电影音乐的创作，1957年调任上海电影制片厂音乐创作室副主任和作曲组长，为二十多部电影谱写了音乐，如《平凡的事业》《凤凰之歌》《李时珍》、《金沙江畔》《鲁班的故事》等。

在经过这些漫长的铺垫之后，寄明的创作终于进入了巅峰时期。寄明、寄明，寄希望于明天。青少年就是祖国的明天，寄明要用自己创作的音乐，为青少年输送精神营养。

她谱写的《好阿姨》《浪花亲着我的小脚丫》《我们是新世纪的主人》等歌曲，都在当时传唱一时。《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获“1976—1981年全国少儿歌曲优秀奖”，1986年被评为“全国红领巾喜爱的歌”，1991年再度获得众多选票，被评选为“第一届当代少年儿童喜爱的歌”，表现出了穿越时空的强烈生命力。

最后，让我们来介绍寄明创作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这也许是寄明的音乐作品中最具故事性的一篇。

1958年厦门金门炮战期间，何厝小学13名少先队成员组成“前线少年支前活动大队”，承担擦炮弹、修工事、接电话线等支前任务。他们的英勇事迹被《厦门日报》报道后引发全国关注，获共青团厦门市委授予“英雄小八路”称号。

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了解到这个事迹后，决定将“英雄小八路”故事搬上银幕。1960年，剧作家周郁辉、作曲家寄明随中央慰问团赴厦门前线采风，了解到少年们在防空洞坚持学习、用身体连接被炸断的电话线等细节，触动了艺术家的创作灵感。寄明在阵地创作时以炮弹箱为桌椅，综合运用进行曲节奏与二部合唱技法。旋律既包含军号式的铿锵行进感，又通过五声音阶呈现少年特有的朝气。《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诞生后，首先在慰问厦门前线三军大会上由少年儿童合唱团试唱。合唱团中就有多位“英雄小八路”，获得了一致好评。

随着电影《英雄小八路》的公映，《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传唱大江南北，产生巨大反响。1961年9月，毛泽东主席在武汉会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时意味深长地说：“‘红领巾’唱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叫‘接班人’好，这是无产阶级的说法。”1978年，共青团十届一中全会确定，《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1991年，在由全国少年儿童和教师、家长参加的“第一届少年儿童喜爱的歌”评选活动中，《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票数位居榜首。

五 生命在歌声中永生

从1984年起，寄明患上严重的脑萎缩，在她已经不认人的时候，当《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旋律响起，有时竟能奇迹般的挥动手臂，打出拍子，作出反应。

人们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寄明的心依然在为孩子们跳动！

1997年1月13日，80岁的寄明在上海病逝。丈夫瞿维在《告别寄明》一文中说：寄明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但是她的艺术生命将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歌声中得到永生！

命运似乎在呼应瞿维这句感言，2021年9月1日，苏州133万名中小学生共上《开学第一课》，课堂上，再次响起熟悉的旋律：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

爱祖国爱人民

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

（尹维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