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志清

金城新村遗址位于苏州市姑苏区五卅路148号，北距干将河205米，南距十梓街405米，东距公园路200米，西距锦帆泾245米。这四条道路合围区域是南宋绍定二年（1229），苏州郡守李寿朋主持绘刻的《平江图》碑上所示的子城范围。遗址即位于苏州子城范围内偏北的核心位置，上有始建于1930年代中期的十余幢单体民国建筑，原系金城银行建造的高级职员住宅群。1949年以后，这里曾经先后作为苏州地委、苏州市委以及一些社会团体的办公地点。现为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由苏州名城保护集团下属苏州子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保护运营。该地块总占地约8349.46平方米，大多为建筑房屋用地、硬化路面、绿化带和停车场。

平江图

2022年9月17日-21日，为配合五卅路子城片区启动区金城新村地块规划建设，苏州市考古研究所组织专业技术力量对该地块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发现了丰富的文物遗存，堆积厚度达5米以上，初步推测其主体时代为东周至唐宋时期，这一发现被定名为金城新村遗址。2022年10月至2023年4月，根据考古调查、勘探工作报告，结合地块实际情况和专家论证意见，苏州考古研究所围绕金城新村遗址已发现的文物遗存分两期进行了重点和有针对性考古发掘。

本次累计发掘约200平方米，清理灰坑和水井等遗迹现象30个，出土完整及可复原器物有 260 余件（组），可辨有大批量筒瓦、板瓦、瓦当和陶管等建筑构件，以及陶罐、陶甑、陶鼎、陶鬲、陶范和陶拍等生产生活用器，另甄别出马、黄牛和梅花鹿等十余种动物骨骼遗存。

金城新村遗址出土大量密集性叠压堆积的板瓦、筒瓦、瓦当和陶管等

从地层上看，该遗址堆积深厚，层位关系叠压清晰，自地表向下最深可达5.9米。上部均扰动较严重，为厚2米左右的近现代砖瓦堆积层，中下部保存较好，为唐宋至春秋晚期文化堆积层。从出土遗物上看，不但在相应地层均出土了时代特征鲜明的建筑构件和陶瓷器等，而且还出土了较多铭文，如唐“贞观七年”筒瓦、东晋“太（元）十三年”筒瓦等纪年铭文，新莽“大泉五十”铜币、戳印“右”字筒瓦以及“曹”、“李”、“陈”、“五”、“十”等刻划陶文。

金城新村遗址的重要收获之一是在江南地区发现并识别出了一批秦代文物，为苏州城市考古首次发现。特别是大量密集性叠压堆积的板瓦、筒瓦、瓦当和陶管等高等级建筑构件，在制作工艺和装饰风格上与陕甘地区秦代遗址出土相关文物特征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再结合带有右司空指向的“右”字戳印铭文等，不但为确定秦会稽郡治位于金城新村一带提供了确切考古证据，而且也是秦推行郡县制，实行“大一统”的有力佐证。同时，对与其伴生的陶罐、陶釜、陶甑和陶拍等生产生活用器的识别，也为相关区域内秦代考古及其相关遗存研究提供参考标尺。

金城新村遗址的另外一个重要收获是在秦代文物遗存之下还发现了较丰富的春秋战国时期地层堆积、遗迹和遗物。从出土遗物类型及特征上可以看到吴越文化和楚文化因素等，不但实证了苏州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曾先后为吴国、越国和楚国所统辖，更反映了当时各国之间的兼并与争霸，文化交流与融合，以及各地区日趋走向统一的趋势。金城新村遗址的地层剖面堆积作为苏州2500年建城史的缩影，在苏州城市考古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苏州子城的认识和保护提供了宝贵的考古资料。

子城，是苏州古城记忆最重要的载体。据文献记载子城一带历为吴国姑苏、越国姑苏、楚江东郡、楚春申君采邑、秦会稽郡、吴郡、吴州、苏州、中吴府、平江府等治所。从春秋时期到元末，一直是苏州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一座城址的判断，除了城墙的发现和确认外，更为重要的是在城内发现诸如宫殿、宗庙等高等级建筑遗存，较为丰富的居住基址，以及手工业作坊等遗存。只有发现确切的城墙、宫殿基址、大规模高等级建筑构件遗存等，才能证明其为一座城址，金城新村遗址的发现只是苏州古城考古的阶段性成果之一。“苏州城墙春秋时建、战国时重修”等论题，以及阖闾城的具体布局等的厘清还需要下一步更多的、持续的考古工作与发现来验证。

金城新村遗址是最近苏州地域文明探源和城市考古的重要收获与节点之一，不但从地层、器物类型、铭文信息和科技测年等多方面实证了当今苏州子城区域自春秋战国至唐宋时期绵延不断的历史文脉，而且为我们从考古视角重新探寻、研究和认识苏州建城史揭开了序幕。苏州城市考古大有可为，未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