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钦运

文学与地域、城市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苏州及以苏州为核心的江南地区，素来是古典诗歌的重镇（尤其是中古和近古，延及近现代），相关的诗人、诗作及诗人结社情况数不胜数。“五四”文学革命以后，新文学取代旧文学，成为百余年来中国文学的主流。以启蒙民众为志业的新小说，成为了主流中的主流；被取代了正宗地位而依然与新式小说并行不悖的近现代通俗小说，注重市民文化、商业性和趣味性，以“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为代表，活跃阵地在上海，但主要作家几乎都是苏州人。苏州，是民国的旧派小说绕不过去的存在。至于新诗，则是另一番景象。苏州在新诗前三十年的历史上没有太强的存在感。

1918年至1949年的新诗与城市的关联研究，大多集中于北京、上海、武汉、昆明、桂林、延安、台北等区域——这些城市或聚拢了数量众多的诗人；或形成了形态各异的文学团体；或驻留了相对集中的出版与学术机构；或凝结了独特的诗歌生态；或在特殊时段的相应地理空间内（如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国统区或解放区）承担了文学场域之展开的重要角色，而极少涉及苏州。本文主要涉及五个片段，从城市空间、题材元素与参与者的身份标识三个维度，来初步勾勒中国新诗前三十年发展中苏州因素的参与和呈现。

一、 大太平巷、甪直、叶圣陶与《诗》月刊

 叶圣陶

期刊出版物是现代传媒体系下的产物，极大地改变了文学场域的运作及文学作品传播的样态。创办于1922年1月的《诗》月刊，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新诗专刊。1922年距新诗诞生方才过去4年，早期新诗的发表阵地主要在一些综合性期刊和报纸副刊等媒介，比如《新青年》《晨报副镌》《京报副刊》《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觉悟》等。

《诗》月刊每期六十多页，三十二开本，以发表原创诗作为主，兼顾诗歌理论探讨和外国诗歌译介。这份刊物由叶圣陶、朱自清（扬州人）、刘延陵（泰兴人）主编，以“中国新诗社”名义出版，由中华书局印刷、发行。刊物发起人之一的叶圣陶是苏州人，除了三位主编，第四位中国新诗社的“社员”俞平伯也是苏州人。第一期打头的就是俞平伯的诗，他一次性发表了16首诗。第一期的作、译者尚有刘复（刘半农）、徐玉诺、王统照、朱自清、汪静之、郭绍虞、周作人、沈雁冰（茅盾）这些人。熟悉现代文学的朋友应该知道，他们都是现代文学史上很重要的作家，从后世来看，这个刊物的作者阵容堪称豪华。

《诗》月刊是在上海吴淞诞生的，但和苏州也有不小的关联。叶圣陶、朱自清、刘延陵当时都在上海吴淞的一个学校教书，那时他们都二十几岁，很年轻，他们商量着办一个刊物，就有了《诗》月刊。但刊物刚创办，他们几个都从吴淞的学校里离职了，叶圣陶就回到了此前供职和安家的甪直，旋即全家搬回了苏州城。在第三期上，这个刊物刊布了两个收稿地址，其中一个是“苏州甪直叶圣陶收”。第四期又在末页《编辑余谈》的最末尾处，补登了“一个启事”，说“叶圣陶收稿处改为苏州大太平巷五十号”。出了一期之后，又换地址了，叶圣陶回到了上海，收稿地址就改到了“上海闸北永兴路八十八号弄内第四家叶圣陶”。收稿地址就这么换了几次，到1923年5月，刊物出到第七期，就停刊了。《诗》月刊停办后，直到1926年4月，才有新月社同人创办的《诗刊》出现。

总结下来，除了同人稿件和约稿外，这个刊物的前三期自然来稿，多数是经由中华书局转交的。第三期刊布了甪直收稿地、第四期刊布了苏州城内收稿地后，甪直收的稿子组成了第四期（从这期开始，它以“文学研究会定期刊物之一”名义出版）的一部分，大太平巷收的稿子组成了第五期、第六期（第二卷第一号）的一部分，而第六期上刊布的叶圣陶上海新址，为最终一期提供了部分稿源。

二、 东吴大学、苏州城、陆志韦与《渡河》

陆志韦

1935—1936年，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分为文学论争集、理论建设集、小说集（三卷）、散文集（二卷）、诗集、戏剧集、史料·索引，一共10卷。这是新文学史上很重要的一部书，“五四”新文学以后，最早开始全面总结新文学、总结文学革命的成果的大型现代文学选集。这套书里每一本书前面的《导言》都是由非常内行的人写的，其中《诗集》的《导言》是朱自清写的，提到了陆志韦：

新诗形式运动的观念，刘半农氏早就有。……第一个有意实验种种体制，想创新格律的，是陆志韦氏。他的《渡河》问世在十二年七月。他相信长短句是最能表情的做诗的利器；他主张舍平仄而采抑扬，主张‘有节奏的自由诗’和‘无韵体’。那时《国音新诗韵》还没出，他根据王璞氏的《京音字汇》，将北平音并为二十三韵……

朱自清是最早有意识地写作新诗史的学者。他这里对陆志韦的定位是“第一个有意实验种种体制，想创新格律的”新诗人，可见在这方面，陆氏实则走在了我们所熟悉的、提倡“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新月派代表诗人闻一多的前面。

陆志韦是浙江湖州南浔人，但大学时代是在苏州的东吴大学度过的。1910年到1913年间，他在苏州上了四年大学，毕业后短暂地任教于东吴附中，后来留学美国，学成后主要致力于语言学、音韵学和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1920年他从美国回来，开始是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任教，1927年后去了燕京大学，后来当了燕大校长。他在苏州上大学的时候，还没有开始写诗，大概是后来到美国之后开始写的，但是他回国以后的写的诗篇中，有几首和苏州有关。

陆志韦的《渡河》，1923年7月出版，那时他还在南京工作。这部诗集算得上新诗集里面较早出版的一部，仅比《尝试集》等晚了几年，此前更早时他还有一部自印的诗集《不值钱的花果》。他有首诗叫《又在苏州城见蒲公英》，“又在”这个词，因为他的学生时代可能常在苏州城见到蒲公英，这次回来又看到了蒲公英，他就写了这样一首诗。另外一首《嗅觉里的苏州城》，这是一首有点幽默及反讽色彩的诗，写于1920年左右，写的是嗅觉里的苏州，即对苏州城的某些气味的印象。一百年前的苏州城里弥漫着一些什么样的味道呢？它们的背后又意味着怎样的风土人情、城市风尚和市民性格？我们可以在一个诗人的笔下，窥得它的一点点影子。我觉得，它即使是作为有关苏州城的一份史料，也是有价值的。

朱自清的《导言》对他有个评价，认为他实验种种体制、创新格律的努力“其实值得钦敬，他的诗也别有一种清淡的风味，但也许时候不好，却被人忽略过去”。朱自清这话说得意味深长。他在诗上的成就“被人忽略过去”，大概有多方面的原因，这里就不展开了。

三、同益里、沧浪亭、路易士与《月光曲》

五卅路同益里二号，在1936年春夏到1937年“八一三”事变前，曾经有一个诗人租住在此，他就是路易士。这位诗人后来改名叫纪弦，1949年后赴台，被视为我们宝岛台湾的现代诗的一个鼻祖，后来活到101岁才在美国去世。他曾有一段在苏州生活的岁月，在苏州美专（校址时在沧浪亭内）读书，在同益里居住期间从事各种文学活动、办刊物，还留下了几首与苏州生活有关的诗篇。（相关内容可参见“苏州档案”微信公众号的往期文章）

纪弦的回忆录里面写过“水木清华的沧浪亭”。上世纪80年代两岸恢复通信，纪弦给同样毕业于苏州美专的尢玉淇写信，向使他孕育诗情的苏州城与沧浪亭表达了怀念。他在美专是学画画的，又写诗，苏州城和沧浪亭可谓给他提供了“诗情画意”。他在同益里的家，一楼还有一架钢琴，是他的弟弟路迈的。据纪弦回忆，他们兄弟的一个同学叫姚应才，当时经常到他们家去玩。每次到他们家里去，姚应才都会要求路易士弹一曲《月光曲》。诗人从这件事里获得灵感，写了一首诗，就叫《月光曲》，只有两行：

升起于键盘上的月亮

做了暗室里的灯

关灯听琴，琴声中想出两句诗，曲终开灯诵出，姚非常喜欢，但他将之视为两句诗，而不是一首诗，希望将它以“适当的位置”放在一首较长的诗中。1938年，这位姚应才与其少校兄长一同阵亡于保卫家乡的战场，因此痛哭的路易士则决定从此不再听《月光曲》。六十多年后，诗人在自传里回忆往事，又将当年的两行诗拆成三行：

升起于键盘上的

月亮，做了暗室里的

灯

这种“重写”被作者自谓为一种“不完成的完成”， 意思是说，我最后是完成了，我让两句诗变成一首诗。他终以此特殊方式了却了这位为保家卫国而亡的年轻人的当年心愿。

四、旅途风景：钟辛和《江南的旅行》

钟辛，原名何钟鑫，安徽定远人，1924年出生于南京。抗日战争期间，他在重庆等地读书，肄业于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四十年代初开始写诗，受何其芳、艾青的作品影响较深。先后在《诗焦点》《蜀道》《文学副叶》、重庆的《大公报·文艺》、南京的《新民报·新民》《新地》《长江》《骆驼文丛》《文学周报》《诗创造》等处发表诗与散文。1946年，与丽砂、李冈合编诗刊《诗生活》；1948年，与缪白苗合编副刊《新诗帖》。1948年，《江南的旅行》由上海正风出版社出版。1949年5月经香港至北京参加电影工作，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编导。上世纪90年代，他似乎还做过金鸡奖的评委。

何钟辛编导的《抗日烽火》，1986年获广电部优秀新闻纪录片奖和第六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右二为何钟辛

钟辛1948年出版的诗集《江南的旅行》里面，有这样一首诗，写于1947年3月的《苏州印象》。我们可以把这首诗和陆志韦写的《嗅觉里的苏州城》进行对比，很有意思。这两首诗有一些相通的地方，即对于拥有悠久历史的苏州的积淀深厚的文化，认为既有它值得崇敬的地方，又有它令人不以为然的因素。而且，钟辛的江南旅途中，对苏州的“老”印象深刻，与他对当时的动荡不安的不满相结合，体现了一种含蓄却强烈的时代批判性。这种反思性和批判性是现代诗里经常会有的东西，它不是纯抒情的。（诗较长，不在此处引了）

他还有一首诗，《江南的旅行》，就是那本诗集得名的由来。（这首诗也较长，此处亦不赘）集中另有一首与苏州无直接关联的短诗，亦值得一提：

石榴花（钟辛）

信手摘一支火红的石榴花，

送给一位将要远行的朋友，

不想用花朵留住已去的春天，

但愿远行人，

在寂寞的旅途，

能收获一颗金黄的果实。

我觉得，钟辛的这种短诗，要比很多名气比他大得多的诗人要好。可惜他就出了一本诗集，后来去做电影和纪录片编导了。他在《江南的旅行》的《后记》里面讲：“在这些诗里虽然也有所怀念，有所呈献，有所向往，但都是属于这个年代中生活的一个小人物的。”相比于大诗人和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文坛领袖，这样一个“小人物”的诗，倒还真为那个年代留下了一份较为独特的情感切片。

五、故土难回：诗人、译者袁水拍的“江南进行曲”

袁水拍是上世纪40年代非常重要的左翼诗人，他擅长写讽刺诗，写这一类诗时候用的是“马凡陀”这个笔名，据说是用了苏州话“麻烦多”的谐音；另一说出自当时流行的世界语Movado，意为“永动不息”。写抒情诗和翻译诗时，他叫袁水拍。他本名袁光楣，出生于尹山乡渚澄湖旁的渡桥袁村。袁水拍的高祖袁学潮，有一个兄弟叫袁学澜，是官太尉桥那边的双塔影园的主人，是位诗人。袁水拍的曾祖袁兰升自号铜井山人，也有诗文集传世。所以说，袁水拍他们家也算是苏州的文化望族。

《马凡陀的山歌》第一次出版是宽度大于长度的横开本诗集，除了诗之外，里面还配有很多漫画，漫画的作者是丁聪，1946年出版。这是我们现代文学史上的解放区文学（诗歌）的一个很重要的诗集，属于政治讽刺诗的门类。北大的姜涛教授有一篇文章，从穆旦谈到袁水拍，他说：“诗歌之外，袁水拍也写杂文、画漫画，编辑报纸副刊，翻译彭斯的歌谣和西方现代诗论。鲜明的政治立场、多方面的才华以及浓郁的现代感性，显示了战时成长起来一代左翼诗人复杂的主体构成。”我想，这是对作为诗人和译者的袁水拍很好的概括。

袁水拍了有两副笔墨。他不是不能写抒情诗，也不是不能写很优美很浪漫的诗，但是他生活在那个年代，作为一位活跃于各种类型的左翼文化“场域”的作家，他还得去写现实干预性很强的政治讽刺诗。此外，他还翻译了不少美国现代诗，如T·S·爱略特、弗洛斯特等诗人的作品。那些诗以及其他一些美国诗人的诗，结集为《现代美国诗选》，1949年由老舍担任第二股东的晨光出版公司出版。他不只是写诗，他还写歌。1949年在香港出版的《江南进行曲》，里面有他写的歌，别人谱的曲，叫《解放歌曲》。

1962年的时候，他给诗人徐迟写信——徐迟是他的老朋友了。他写到：“你们能到家乡去过春天，真是羡欣之至，我梦想能有这一天。”他说，我羡慕你们回到家乡去，我也梦想终有一天回到家乡。当然，他的家乡是苏州。1949年以后，袁水拍先是在《人民日报》任文艺部主任；1961年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给徐迟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正在此任上，可谓日理万机，当然忙得走不开，无法悠闲地回到故乡度春天。后来，他曾一度官至文化部副部长，就更没有回乡度假的闲暇了。

“四人帮”垮台后，据说当时与他同辈的众多文化人士对他多有诟病，不屑与之往来；他自己更觉难见故人，估计更没有回乡的心情。1982年袁水拍去世，到1985年，《袁水拍诗歌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徐迟作序，他的老同事袁鹰撰后记。他的朋友们认为他一波三折的人生，体现了一个诗人命运的复杂性。袁鹰说他“不懂城廓依旧，人事全非。这种单纯和天真，自然注定了悲剧的命运”。这可能是为之开脱，也可能是一种难得的知己之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