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费龙祥

我在编写吴江区八坼街道《农创村志》《教育》篇的时候，需要录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扫盲教育的历史。一看到“扫盲”两个字，就会让我情不自禁地想到母亲的扫盲识字证书。

母亲的扫盲识字证书

我珍藏母亲的扫盲识字证书，至今整整六十五年了。一张薄薄的纸背后，蕴涵着母亲一段苦难的生活历程，折射出母亲好胜不服输的精神！

奶奶只生了我母亲一个孩子，她是正宗的独生女。为了使费家的香火得以延续，特地为她择婿入赘。可是母亲生来命苦，在我出生不到十个月的时候，父亲因病不治撒手西去，一家的重担全部压在了年轻的母亲身上。在我断奶后不久，为了生计，母亲与本村的两位小姐妹一起去上海，寻找一份可以胜任的保姆工作。几经周折，母亲去了上海淮海中路国泰影剧院史经理家做临时雇工，按照当时上海保姆市场的行规，母亲需干满一个月后，由雇主家视实际情况，决定是否正式雇佣。凭着淳朴与能干，母亲顺利通过了试用期。史家的保姆，带孩子、“买汰烧”、迎来送往，无所不包。史家对雇工有着与众不同的要求，但纯朴机灵、吃苦耐劳的母亲很快进入角色，并立稳了脚跟。史经理的哥哥史东山，是中国内地著名的导演和编剧，因此史家的社交网很广，人员往来也多，那时候就已经安装了固定电话。但五十年代的上海，能享用固定电话的家庭寥寥无几，与史家交往的人员中，大多数还是靠书信、便条和口信来联系。有时客人上门，主人不在，由于母亲的工作量十分繁杂，难免将来客所托的口信忘记而误事，曾经因此受到过双方的埋怨，倔强的母亲曾在背地里偷偷地流过泪……

上海市档案馆收藏四六年纪毕业典礼

母亲在市场买菜时，从当保姆的人群中了解到，街道居委会正在组织大家利用晚上的时间开办扫盲班，外来人员同样可以报名参加学习。她暗暗下定决心：哪怕家务再忙，也要去上扫盲夜校。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只有识了字，很多事情就可以记下来，不会忘掉。母亲抱着多识一字好一字的想法，积极参加里弄居委会开办的扫盲班。刻苦好学的母亲终于顺利摘掉了文盲的帽子。从母亲的这张证书上，我知道她是在上海第二次扫盲高潮中参加学习的。据上海市档案馆资料记载：“上海先后共掀起过三次扫盲高潮，第一次是1952年，第二次是1956年，第三次是1958年。”我可以想象：母亲通过学习，虽然识字不算多，但至少可以记录日常人事接待，不再误事，同时我也可以感受到母亲疲惫的脸上露出的欣慰笑容！

说起扫盲，我有过三年扫盲辅导员的亲身经历，吴江区档案馆资料显示：“1974年，吴江县再次开展扫盲工作，总共开办了1785个班，学员36135人。”1974年夏，我从吴江县北厍中学高中毕业，回到钢铁大队第一生产队参加劳动，当时我们大队只有两个高中生，大队党支部书记叫我负责南片四个生产队的扫盲辅导工作，白天在生产队参加劳动，晚上四个生产队的青年男女集中在大港上小学的教室里上课。

我根据农业生产的实际和农民日常生活的需要，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速成识字教学。先从扫盲班全体人员的姓名开始教起，然后教他们学习常用的农具名称：铁鎝、粪桶、扁担、农船、轧稻机；动物名：猪、牛、羊、马、狗、兔、鸡、鸭、鹅等；农活名：拔秧、种田、耘（耥）苗、割稻、挑担等；日常生活用的票证名：全国、江苏、苏州、吴江（粮票）、油票、糖票、布票、棉花票、煤油券等。这样的教学方式深受欢迎，这些年轻的文盲经过一两个月的业余学习，能认识全班同学的姓名，能掌握频繁接触的农具、农活和日用生活票证的名称了。

三年的扫盲辅导员，不管是盛夏酷暑还是数九寒冬，风里来雨里去，没有一分钱的报酬。我没有辜负大队党支部的重托，这期间至少有六七十名连自己姓名都写不出来的男女青年，在我的辅导下，如愿拿到扫盲结业证书，当他们跨出扫盲识字班时，已经能识字2000个左右了。我至今没有忘记，有五个女青年的对象应征入伍，她们从开始叫人读信到自己亲笔和未婚夫书信往来。

悠悠岁月，弹指一挥间，我所亲历的扫盲运动，一晃已经半个世纪了，扫除文盲的意义已经永远地铭刻在时代的里程碑上：识字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扫盲事关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扫盲提高了人民的文化素质，可以让人们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技能，提高个人的竞争力，有助于在职场、生活中更好的发展和实现自身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