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田林

1949年初，国民党政权在长江以北的力量全线崩溃。配合人民解放军顺利解放苏州，使苏州这一千年古城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成为中共苏州地下党的中心任务。中共苏州地下党组织利用熟悉苏州地情的优势，向社会发放红色传单，开展护校护厂和保护电信等工作，迎接苏州解放。

1946年，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自四川迁至苏州，校园设在拙政园。18岁的苏州进步青年顾笃璜考入社教学院攻读戏剧。顾笃璜是江南著名收藏楼过云楼创办人顾文彬的玄孙，他的父亲顾公硕也是苏州知识界坚信“希望在延安”的人。1947年，追求真理的顾笃璜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苏州地下党员。自此，顾家在朱家园的住宅成为地下党员开展工作和隐蔽的地方，而顾公硕夫妇给予他们诸多支持与爱护。

1948年12月，中共苏州地下党成立了一个特别宣传组，主要任务是秘密出版革命刊物《新生》，并以发放传单方式进行宣传。来自社会教育学院胡尊贤、顾笃璜、刘毓桂和有原中学的学生陈乃焯，组成特别宣传组，组长胡尊贤。为此，顾笃璜服从组织安排，特地办理了休学手续。

当时的苏州城中，由于形势不明，一些市民惶恐不安，疑虑重重。针对这一情况，苏州地下党发动宣传攻势。特别宣传组刻板、印制、散发了大量红色传单，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城市政策、部队纪律等传递给苏州的老百姓，粉碎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2009年苏州解放六十周年之际，顾笃璜在接受《苏州日报》记者采访时，回忆了一个细节，当时传单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政治部”章就是他亲手刻制的。

红色的传单通过各个学校的地下党组织散发，也有直接通过邮局邮寄的。有一次，传单被吊在了电影院二楼的栏杆上，等到电影散场时，特别宣传组弄断绳索，传单就在电影院里漫天飞舞，飘到了观众的手中；还有一次，胡尊贤扮作国民党军官，大大方方地把传单送到了国民党县参议会的会场里！

特别宣传组开展工作的同时，东吴大学、苏州工专、苏高工等大、中学校地下党、团组织和学联，也用邮寄信件或宣传品等方式，发动宣传和政治攻势。河南大学于1948年从开封迁徙到苏州，地下党组织积极开展活动，中共河大党支部向校领导和院系负责人以及部分教职工邮寄了100多封公开信，宣传毛泽东同志关于时局的声明，规劝他们认清形势、忠于职守、安心工作、保护学校财产。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地下党利用教学用的实验电台收听新华社电讯，将内容写成大字报，张贴在学校走廊上。地下学联编印的《新生》在同学间广为散发。

苏州地下党组织的这些活动，既向苏州的百姓传递光明的消息，又向举棋不定的上层人士发挥着“攻心战”的作用。

在中共苏州地下党的领导下，苏州各校的反迁校和护校斗争全面展开。1948年底，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河南大学、苏州女子师范学校的师生顶住压力，取得了反迁校斗争的胜利。东吴大学应变委员会集中全校师生在维格堂居住，并组织纠察队对维格堂、科学馆、图书馆、办公楼等值班巡逻，保护学校师生及图书、档案和财产的安全。

国民党军队从苏州撤逃前制定了破坏电讯局、发电厂和面粉厂的罪恶计划。中共苏州工委迅速研究应对措施，对这三个单位实施重点保卫，取得了完全胜利。

当时的吴县电讯局设在城内闾邱坊巷的一幢三层小楼里，掌控着苏州全城1200部电话，包括国民党守军军事电话。吴县电讯局的地下党员掌控了“应变委员会”的领导权，成功策反局长章祖伟，劝其保护好电信财产。章祖伟拒绝了上司关于拆除部分载波机转移的命令，并请工商自卫队驻局保护。

1949年4月26日，苏州解放前一天的晚上6点半，吴县电讯局突然闯进了一个国民党军少校，带着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对楼上交换室严加看管。当晚在电讯局值夜班的一共有6个人，话务员尤金南、谈水英在二楼的交换室；抢修台的薛桂生、电力室的王常德、传达室的朱招生、测量台的胡福林在一楼。测量台是整个电话网线的“心脏”，任何电话线路都要通过测量台。他们各司其职，随时应变。

到了后半夜，枪炮声骤然响起，接着越来越响，越来越近。楼下四个工人围在测量台边上，监听着国民党军队的电话。浒关、枫桥、望亭、上海、南京这几个点的电话也越来越密。最后，国民党苏州城防指挥部电告上海，这里“吃不消了”。多年后胡福林回忆：“那时，我们就知道，解放军就要进城了。”

凌晨三点左右，城防指挥部打电话命令那个国民党军少校“赶快撤离，撤离前破坏电讯局，从娄门方向撤”。工人们赶紧商量应对办法。大家一起动手，将最重要的测量台藏了起来。关掉电灯，拉上窗帘，再用插销将门窗插牢、用重物堵上，“这样在黑夜里从外面看，不知情的人就很难辨别”。

楼上的交换室里，国民党兵用枪托在通讯设备上乱砸一通，顺手拿走了桌上的挂表和听筒。国民党军少校又问什么设备最重要，工人们两手一摊，装傻说不清楚。天色渐渐亮了，国民党兵仓皇向娄门方向逃走了。大家赶紧回去修理被破坏的机器，一会儿的工夫，便能照常工作了。吴县电信局完好地交还人民手中，保证了解放后通信畅通无阻。

苏州发电厂的安全事关重大，苏州工委派总工会惠志方、汪荣生前往领导护厂工作。同时，又组织鸿生火柴厂的一支武装力量协助保护电厂。惠志方等人利用电厂工会组织了“生产护厂队”，坚持发电。临近解放时，电厂燃煤将尽，护厂队员一面挖掘地脚煤，一面外出运煤，保证了苏州解放前后的正常供电。

觅渡桥畔的太和面粉厂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苏州解放前夕，该厂五层厂房大楼为当时苏州的最高建筑，是敌我双方战斗时必争的制高点。根据苏州工委的指示，职工区委委员、党支书陆逢治组织以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为骨干的护厂队，值班巡逻，防止敌人破坏。同时，坚壁粮食，将库存面粉和小麦隐藏在地下室，工人们响亮地提出了“绝不让敌人拿走一袋面粉”的口号。4月25日，苏州城防指挥部派兵进驻面粉厂，企图占据高楼作顽抗据点。地下党用软磨办法与敌周旋，智退敌军。26日，敌溃兵来提粮食，地下党一面客套应酬，一面故意高声谈论“解放军快进城了”。闻听此言，敌溃兵作鸟兽散。苏州解放，太和面粉厂的机器、房屋、货物都安然无恙。6月新麦上市，太和厂进行双班生产，销路旺盛。

1949年4月27日拂晓，经短促激烈的战斗，中国人民解放军终于击溃盘踞在枫桥、铁铃关、高板桥一线及虎丘、横塘附近的国民党守敌，分别从平门、娄门、阊门、金门入城。早晨6时40分，古城苏州宣告解放。苏州，这座千年古城终于完好无损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