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旭辉

苏州大学档案馆珍藏着徐允修所撰的《东吴六志》，书中记载了早期东吴大学在教学、研究诸多方面取得的成绩。1926年甫问世，东吴大学国文教授薛灌英在序言中就说，从晚清开始，许多新式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国中学校如林矣”，但始终以没有一部“胪陈始末之载记”的“学校过去史”为憾。薛氏所谓“学校过去史”，采用“以事别者”，详载学校“自始创而赓续相延之历史”，即是今日通行的校史。《东吴六志》弥补了这一缺憾，在当时就被视为前无古人的工作，就笔者不完全调查，《东吴六志》是目前所知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大学校史。

徐允修，江苏吴县人，晚清贡生，东吴大学早期年资最深的教职员，“凡历博习、中西、东吴三易名以迄于今”。早在1897年，徐允修应东吴大学的前身博习书院之聘，任国文课教师。东吴大学创立后，他担任学校的中文秘书，从此三十年一直在校工作。徐允修对东吴大学校前世今生“知之綦详且确”，故而他“回想前尘”，将“记忆所及，与较有兴味者录存”，写成《东吴六志》。全书分六章，分别记载了学校的起源、设备、成绩、师资、生徒、琐言（按：指杂记）。因而，《东吴六志》对于考镜东吴大学最初的发展历程，理解创校之初现代教育思想的形成以及现代大学教育制度的建设，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是第一手的原始文献。从中可以了解东吴大学的许多教育理念至今仍属先进，笔者将其中所述内容归纳为“放眼世界，顺应潮流，中西融合，融会贯通，博雅淹通，务实创新”数语，或径可称之为“东吴经验”。具体说来，有以下四点认识，实可为今人借鉴：

“相互考证，免除隔膜”的 中西文化交融

审视东吴大学之发展前史以及大学堂之创办，其背景是在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列强入侵的时局，更是在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大势下。孙乐文初来苏州时，也是抱着“望我华人同应世界潮流，恒以灌输西学为职志”的目的，“仿西国学校之意旨”，创办中西书院的。东吴大学自成立起，一直秉承延续着中西并举的教学思路。与早年的一些教会学校相比，“孙校长设学，所最注重者，我国之国学”“先生设学，首重国文”，这在东吴大学的课程设置中就能清晰地感受得到，在孙乐文的支持下，中国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由黄人撰著，诞生于东吴大学。孙乐文校长曾对中国学生说：“中国学生当首取祖国固有之国粹，发挥之、光大之，不应专习西文，置国本于不顾。”对校中教职员、学生或是社会各界人士，只要“语及求学一事”，必谆谆谓之曰：“地球面上无论何国欲图自强，其间重要关系，全在精究本国之学术，从未见有放弃本国学术，而其国得以兴盛者。今我以西学相饷，不过欲中国青年于本国学术外，得有互相考证之可能，免除中外膈膜而已。事有本末，功有体用，能勿误认，庶乎近之。”

孙乐文校长“相互考证，免除隔膜”的这一观念，比之晚清以来，中国学术思想界一直纠缠不清的“中西体用”问题的争论，确实要通达许多。中西文化之间只有在相互了解、相互沟通的情况下，才能够相互促进，共同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正是在这种自由会通的学术氛围中，国文教习黄人在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时，就向学生介绍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并运用比较文学的观点、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当之无愧成为这一学科在中国发展的先行者。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节日，孙乐文表现出了极大的重视和尊重，在东吴大学的假日安排中，每年除了“暑假约六礼拜，年假约四礼拜”，也安排“端午、中秋两大节各假三天”。对于苏州本地文化，东吴大学的主事者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1920年学校设立了吴语科，系统地从事吴语及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如何立足中国文化、立足吴地，结合地方科学、文化、经济的发展，积极推进教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即便在今天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全人教育、“高尚教育”理念的全面实施。

东吴大学肇造之初，就把《圣经》中的“Unto a fullgrown man”这句话作为校训，强调对学生人格、素养的全方位培育，实现为社会造就全面发展的人才的教育理念。1927年，杨永清当选为第一位华人校长，把“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作为中文校训，与英文校训相呼应。虽然东吴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但注重学生人格的塑造，“其管理学务，一主宽仁”（嵇绍周《东吴大学校监院孙公传》）。校规中明确说：“本学堂以君子待人，设规极简，务望诸生亦以君子自待，勿负本学堂厚意。”（《志成绩》）在纪念孙乐文先生去世三周年的演讲中，东吴大学第三届毕业生杨惠庆将这种教学总结为“高尚教育”和“模范教育”。在这种全人教育、“高尚教育”理念的指引下，早期东吴大学的教学活动，不仅仅局限于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授，对教师学生的道德品行、科学精神、身体素质、审美以及演说辩论等诸方面的能力尤为重视。

《志成绩》部分中对学生在体育、辩论、音乐诸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尤为详细，无须赘述。何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这都有赖于东吴大学早已将这些视为涵养学生人格、发扬学校精神的主要途径。试以艺术教育为例，略作说明。所谓“陶情淑性，莫善于音乐”，故而音乐教育、艺术熏陶在东吴大学的人才培养中意义非凡。其中不乏有学生自发成立的民族弦乐社团（诸如景倕会等），更有“为学校所规定，与体育之兵操并重”的军乐队，校方的重视，其目的是为“发扬本校之精神者也”。（《东吴年刊（1922年）》）此外，还有在中国大学戏剧社团中“元老级”的东吴剧社，一直把戏剧的“意义与价值”定位在于“表现人生”的艺术，以期“对于社会亦略有贡献”，也成为学校化育学生的重要舞台。（《1922年东吴年刊》）这正是中国古代礼乐教化传统之继承与发扬，“吟哦讽咏，浸润优悠……孰谓其无益于世道也哉？”（元·刘埙《隐居通议》卷六）

更有值得大书一笔的是，东吴大学的青年会，“联合同志，各以学问、道德相砥砺”，以“救世之旨”创办了惠寒小学。1910年，青年会在望星桥堍的一间小屋中创办了“嘉惠寒畯”的惠寒小学，历经“艰难辛苦，缔造经营”，东吴学生中“愿牺牲一己而于教育事业上具热心者”，积极充当惠寒小学的“义务教员”，到1922年的时候，惠寒小学的学生已达72人之多。

通识教育的初步探索和实践。

《1918年东吴英文年刊》上有一张东吴大学附属第二中学学生的兵操图，背景中礼堂门楣上挂着“学重淹通”的匾，这自然可以视为东吴系学校（从中学到大学）人才培养和课程设置方面的重要理念。

自北洋政府“壬戌学制”颁布之后，东吴大学严格按照规定，实行了学分制。东吴大学的课程设置中，明确提出了“主科”和“副科”相对应的学分要求。积极探索“主、副科”制度（即今天之“主修—辅修”），推行通识教育。在学籍规定中，还专门列有《主科—副科之规定》，明确讲到“主科—副科”制的目的是“俾所学得臻融会贯通之境”，且规定“主科至少须有二十四学分，副科至少须有十四学分。”学生在完成本专业所列的必修的“主科”外，还必须按规定完成一定数量与主修课程相关的“副科”，比如：中国文学专业的学生“得以任何文科学程为副科”，教育科的学生“得以文理科任何学程为副科”，生物学和化学的学生“得以他种理科学程或算学为副科”。

这种让学生“臻融会贯通之境”的通识教育理念，在此后历年的学程规范中都得到了很好的延续。如今通识教育依然是高等教育改革的热点和难点，百年前东吴大学的一些做法，对今天的大学教学改革或许会有些参考和借鉴的意义吧。

审时度势的务实精神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

据《东吴六志》记载的史实，当时的主事者极具审时度势的务实精神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这应是东吴校史遗产和学术传统中最可宝贵，也最值得传承的。

早在创立之前，来华传教的林乐知、孙乐文等人就考虑到当时的中国国情，实乃“尚在旧教育时代”，创办的所有学校都“不曰学堂、学校”，而是以当时中国人更易接受的“书院名之”。随着教会学校在中国办学规模和影响的扩大，以及旧式科举考试的逐渐式微，热衷于教育事业的诸位先生，“知华人之风气已开，设学时机已到，遂开始为筹备大学之运动焉”。就在筹备创立东吴大学堂的过程中，皆选派“林乐知先生、柏乐文先生等旅华较久、熟悉华事者，会同酌办”，他们并没有急于求成，“不敢鲁莽，先于我国社会、官厅各方面屡加探讨，迨至已有把握，即拟就计划书，先商之于学属部（即今校董部），再商之于差会”。在东吴大学办起来之后，孙乐文为首的主事者也是审时度势，循序渐进地推进着大学堂的发展。“校中规程，历年多有修改，屡经修改”，逐步完善，最终建立起较为合理的现代大学制度和教学体系，在当时的中国实属领先，一时群彦辈出，成就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

正是这种精神，早年的东吴大学不仅见证了中国现代大学筚路蓝缕的艰辛，也引领着20世纪前半叶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潮流，在这里诞生了许多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第一”和“最早”：东吴大学是我国最早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高校之一、最早开展研究生教育的大学；拥有最早的硕士学位获得者、最早的大学学报《学桴》（《东吴月报》）、最早的大学文学社团刊物《雁来红》、中国第一部现代百科全书《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第一部具文学史意义与规模的巨著《中国文学史》属全国首创的新鲜事物，也诞生于此。